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2013年，食品成为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委员坦承，老百姓对食品缺乏信心，来自香港的容永祺委员说“从广大畜牧工作者、乳业企业到国家政府部门，都有责任”。他举例“奶粉限带令”，认为“现象的背后正是内地民众对内地食品缺少信心”。在食品的事件中，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人们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食品的严峻形势虽然很重要，但是公众“食品焦虑”的现象更重要，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如对于近段时间的上海黄浦江死猪事件，虽然浙江嘉兴防疫部门表示不是猪瘟，但许多人仍担心。再如，虽然农产品质量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6%以上，公众对于农药残留与重金属超标仍然心里不踏实。食品产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市场基础就是树立信心信任，让人们对其有信心、信任。
透过本质，我们不难发现老百姓在食品问题上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是由于“毒奶粉”、“瘦肉精”、“塑化剂”带来的心理阴影。此外，这些怀疑与警惕的背后，是公众不断提升的健康意识。近些年来，在生活水平从“吃得饱”跃向“吃得好”的过程中，人们对涉及生活品质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公众科学素养与权利观念也与日俱增。
或许曾有人说，食品生产是个良心活。不论是餐厅的后厨，还是食品的封装，食品生产的诸多环节，普通消费者看不见、又摸不着，加上现代工业生产的化，消费者即便在购买后也很难掌握相关质量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个别无良商家趁机钻营，极易造成“优质不能优价、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失灵现象，进而累积、放大不信任的社会情绪。由此，有专家将食品问题归结为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破解“逆向选择”困境，加强监管是根本出路。这种监管包括政府监管，也包括公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针对监管中“边界模糊地带、缝隙空白盲区”，将要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有望实现监管范围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与此同时，监管环节减少，执法模式由多头变为集中，职能的转变有利于打破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的现象，并由此整合资源形成合力。相比于大家都知道的政府监管，公众参与更具有特殊意义。在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会从市场上购买商品进行检测，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实际上，从食品标准的制定，到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建立，以及民间组织的发育，各方面公众参与程度的滞后，正是我国食品监管的短板之一。因此，2013年两会上，就有代表建议，“依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解决”、“探索民间参与监管的模式”。
垒砌食品的“防火墙”唯有限度推动食品的统一监管，广泛动员和组织公众参与其中。“防火墙”高了、坚固了，政府公信力自然就高了，社会信任度就坚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