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由于食品事件频频发生，政府有关部门对其很是关注。国家食药总局日前召开的“建立严格的食品药品监管法律制度”研讨会上，专家提出尽快修改《食品法》，构建食品药品的社会共治格局。据了解，国家食药总局近期将启动《食品法》的修订工作。
行、民、刑责任结合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的一席话揭开了法律专家们对《食品法》修改寄予的期望。“食品已成为社会公共问题，而不仅仅只是一个领域的问题。这意味着除了需要行政机关的监管外，还要从刑法角度和其他法律的角度来加强监管。”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指出，食品的相关法律一定要把行政处罚体系和刑事制裁体系衔接起来，这样既能有效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又能防止滥用法律。
“什么标准构成行政处罚，什么标准构成犯罪，这里面必须准确。”他表示，目前我国食品事件执法效果还不能令人感到满意，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刑事与行政程序衔接上不够完善。
比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处罚，刑事侦查案件进入刑事诉讼领域归公安机关侦查，但公安机关对一个案件的认识与行政机关的认识不一致。“对一个案件性质的定性是不是一致、有没有达到公安立案的标准、能否启动刑事侦查程序，这些都是衔接问题。”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指出，食品的法律责任应该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大责任之间都要共同追究，三大责任并行不悖 ”。
南开大学法学院宋华琳指出，行政、民事、刑事法律责任结合，这是对食品监管法律责任的创新。美国有非常高昂的惩罚性赔偿，这种惩罚性赔偿和典型案例一公布，才能在社会上形成威慑力。
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罗云波指出，要改变目前食品行业失信成本过低、违法收益高的现状，就必须加大惩罚力度。
黑龙江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张守文指出，应该尽快完善《食品法》的民事责任，建立以消费者的损害性赔偿为主，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为辅的法律制度，这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监督食品的积极性。
预防胜过一切 “法律责任毕竟是的手段，我们希望在法规中能强调预防性。”沈岿的话是所有专家、官员的共识，事前预防胜过了事后任何处罚手段。
他告诉记者，从美国FD A的经验来看，不完全仅仅是进行一个强有力的监管。它的业务范围，还包括跟企业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特别是一种教育的作用。
“初，有些企业添加一些不必要的添加剂，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增加利润。但FD A通过专家和科学家告知他们，有些东西没有添加而同样能获利。”沈岿表示，通过教育的方式，使企业觉得这种监管对他们更有好。同时这种教育也可以让社会公众所了解，告诉公众如何评估食品的风险，营造一个比较良好，适合产业发展，适合监管的社会环境。
国家药典委员会副刘沛指出，药品管理中的经验是，药品不良反应中发现一些问题，或者是风险检测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应该让这个产品暂停，这样就把问题杜绝在上市之前。“我觉得这种思路可以应用到食品领域。”
而重大案件的处理结果更具有强大的预防效果。“让我记忆犹新的是，2011年前我们管理上海肉制品很累。2011年中央台曝光河南瘦肉精事件后，对133人追究刑事责任，上海肉制品质量合格率从一下子窜到了以上。”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谢敏强表示，希望能将“停产停业等惩罚性的手段用足”， 并且加强对食品企业员工的培训、考核，预防发生食品事件。
设严格监管制度和问责制
专家们一致认为，建立严格的食品药品监管制度是基于风险和法律原则的监管，要基于实际的监管。
刘沛表示，“我觉得对一个处罚的放松，对一个违法案件的放纵，起到的不良示范作用是非常可怕的。如果要建立严格的法律制度，我建议从立法、执法到监督都要严格起来，才能达到目标。”
“从违法者本身违法的初衷来看，他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做那些事情，他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他可能会侥幸逃脱。他说这块管理不明晰，所以有可能逃脱制裁。”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解志勇指出，《食品法》责任条款规定过于笼统，监管部门之间的责任区分或责任领域必须清晰。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则提出，食品法中应该有一个专章来规定关于食品问责制。“实践中更多的是执法问题，所以管住各级政府官员，才能管住这个事。没有严厉的食品监管，就不可能有优质的食品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