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位生物学家的成长轨迹
（据山西省食用菌协会连续报道）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百业待举，生机勃勃。
刘波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与当今的欧美各国一样，下分文、理、法、艺诸学院。解放后不久，国家对高校院系进行合并、调整，北师大理学院与山西大学合并，成为“国立山西大学理学院”，已是大二年级学生的刘波，随学校来到位于黄土高原之上的龙城太原，转入山西大学生物系。
山西大学是我国早设立的3所大学之一，晚清初建时，名为“山西大学堂”。经过100多年发展，如今的山西大学综合办学实力位居高校第64位，此为后话。刚到山西时，刘波和从北京迁来的100多位老师、同学，先住在侯家巷的老山大教室中。学校组织他们到西北钢铁公司（即现在的太钢）等大型企业参观，一路上到处是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几天之后，学校又迁到太谷县铭贤学院的韩氏楼，借住了两年时间。
铭贤学院为民国年间“蒋宋孔陈”4大家族之一、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所办。在这座位于晋中盆地、为广阔田野所环抱的花园中，刘波如饥似渴地为祖国强盛而勤奋地学习着。在此期间，教他们植物形态学的王宗清教授，对年轻的刘波的人展产生了的影响。
王宗清教授早年曾到法国留学，师从世界着名生物学家丹吉尔研究细胞学。回国后，她虽然转向高等植物细胞学领域，但对学仍念念不忘、难以释怀，曾多次对学生们讲：“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学科。学通以后，一定会大有用武之地。”她还感叹：“偌大一个，只有四、五个人在搞。而小小的日本，还有10来位专家呢。希望你们当中，有人能立志于研究，早日填补我国研究的空白。”王教授对的热爱和忧虑，深深地感染了刘波。
何为？王宗清教授告诉她的学生们：“咱们手上的、灰指甲，皆为；发霉的饭菜，；植物中的多种病害，；蒸馍头的酵母，酿酒、做臭豆腐的曲子，各种大大小小的蘑菇，包括医疗上的素——毒霉素、红霉素等，无不是的产物。地球上的，有25万种，人类描述过的约有12万种。”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各种中，制品在国内就多达30多种，足见学的重要性。
读大学期间，立志专攻学的刘波，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这一新奇、美妙而又变幻无穷的科学世界不断探索和遨游：他从空气中捕捉杂菌孢子，在室内进行人工培养，长出霉菌以后，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并且及时绘图、记录；在校园及其周边的农田里，采集大量，作为观察材料；大量翻阅有关图书，做为鉴定的依据。在刘波的世界里，无数微生物、、病毒，在繁衍、角逐、厮杀、吞噬，演绎着一场场惨烈的“战争与和平”的悲喜剧。红的、黄的、蓝的……色彩缤纷的，完全可以给美术家提供完整的全色谱。
后来，生物系的另一位植物学家田甲生教授，看以刘波对学如此痴迷，便介绍他在寒暑假期间到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向林镕教授求教。林教授又把他推荐给王云章教授。在王教授指导下，刘波阅读了大量中外学论着和文献，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其在以后的研究中取得突破和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952年，28岁的刘波，被分配到离太原100多公里的汾阳中学当生物老师。作为一所县级中学，这里的仪器设备还是比较齐全的；但其它科研条件就谈不上了。然而，刘波钻研学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弱。
他一方面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一方面在课余时间带着学生们到山里的林子中寻觅、采集样本，艰难地叩击着世界的大门。林中小溪，是他们解渴的甘霖；野果蘑菇，是他们充饥的干粮；暴风骤雨，是他们洗浴的莲蓬。汾阳是吕梁山下的一个小县城，50年代中期，物质生活相当清苦，但刘波的心里，却十分充实而快乐。通过坚持不懈地日积月累，刘波制成数百个标本，使其在学研究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956年，《生物学通报》发表了他的篇研究论文《锈菌》；几个月后，又接连刊发了他的《蘑菇的采集鉴定与保存》等论文和译文。
刘波的名字，逐渐引起了母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关注。这年9月，他被组织上调回太原，到更名后的母校——山西师范学院生物系任教。报到不久，学校即派他去华东师范大学进修。如鱼得水的刘波，又一次获得在上的大幅提高的机会。这时的他，只有一个社会朴素而坚定的信念：“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我要加倍努力，搞出成果，造福人民。”他利用图书馆中浩繁的学图书，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积累，在进修期间，完成了自己的本着作——《蘑菇》的写作，并于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比较地介绍了蘑菇的形态、生态、分类和栽培技术，是新成立后该学科领域的第三本着作，对国内食用菌由野生转向人工栽培起到了启蒙作用，弥足珍贵。
在此之前，我国只是在浙江山区有少量的银耳栽培，用的是老百姓的“土办法”，市场上，只能买到“洋蘑菇”罐头；其它品种的食用菌栽培，也是空白。1964年，刘波在其另一本专着《蘑菇及其栽培》中，更加系统地介绍了3种食用菌栽培技术，并将“洋蘑菇”正式改名为“双孢蘑菇”（简称“双孢菇”）。从此，“双孢菇”一词，开始由界逐步走向大众，到现在已经是家喻户晓。
从发表篇学术论文到1966年出版第四本专着，刘波在10年时间内，以顽强的毅力、强烈的进取心和优异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界迅速成名。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坎坷多舛的。刘波的《蘑菇及其栽培》1964年出版时，正赶上“机关革命化”运动，被要求检查和深挖“只专不红”的思想根源。刘波从小养成了反抗的性格，顶了一句：“谁要是想写，也可以试试嘛！”结果，遭到长达40多天的思想批判。但他一方面写检查、“低头认错”，一方面又悄悄进行着《黑粉病菌及其防治》一书的修订和部分内容的增补，并于1966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虽然如此，这位一直游离于政治斗争漩涡之外的青年教师，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在其它“政治运动”中未受到太大冲击。当然，劳动锻炼、冬天烧锅炉、下乡搞运动，只要不好抽调其他人，领导总是一句话：“让刘波去吧！”从他调到生物系到文革前的8年间，刘波累加起来有4年在下乡。刘波自己算过一笔账：“如果这些时间都用于科研，我还可以写出两三本书。”
童年和少年时代苦难的人生经历，也赋予了刘波另外一个的优势。进入教会学校后，他从小学五年级到高中毕业，老师许多是外国人，课本几乎都是英文。英语课还分读本、文法、会话3门课程。上会话课时，一句话也不让讲，从而使他打下了过硬的英文功底。不仅如此，他上小学和中学时，在日本鬼子强迫下，学了5年日文；上大学，又学了3年俄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中时期，他听说有一种只有梵蒂冈在使用的神秘语言——拉丁文，便在课余时间自学了3年。别的同学看得奇怪，他自己也不知道作用何在，只觉得很有意思。没想到，后来在进入学研究领域后，竟然派上了大用场。原来，根据《植物命名法规》要求，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新物种，必须用拉丁文描述，否则属于“无效发表”，不被世界承认。刘波从事研究30多年，先后组建新属4个，发现新物种、新变种、新变型116个，不用拉丁文书写行吗？而且，与西方国家同行的每一次书信交流，他均用英文完成。他还有俄译汉的植物学论文在刊物上发表过呢。
1966年夏，“十年动乱”骤然爆发。一场政治大劫难，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山西大学这座往日宁静、祥和的知识殿堂。虽然与当时的许多老师一样迷茫，但刘波坚信：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离不开科技和教育。所以，他矢志不渝地继续坚持科研活动，从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