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事件从没有像今年这样爆发的如此频繁，公众忍耐度正在被这类事件一点点的磨损着，以至于有人说这是“易粪相食时代”。那么该怎么评价我国现阶段食品状况，食品总体上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这需要客观理性的深入分析。
一、厘清食品问题的各方责任
在不断曝光的食品事件的轰炸下，民众感到什么都不能吃，吃什么都不。与这种让人绝望的信息环境相背的是，国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儿童生长发育状况越来越好，结论只有一个，食品问题被夸大了。这是多方力量合力造成的。
一是厂商的无良。不容否认的是，当前食品问题是比较严重，罪魁祸首是部分生产者和销售商的不讲诚信，投机取巧，见利忘义。如三鹿奶粉中检出大量超标三聚氰胺，“染色馒头”厂家非法使用食品添加剂，养殖户向鸭子饲料中添加“苏丹红”，双汇收购含有“瘦肉精”的猪肉生产火腿肠，一些销售商为了保持商品的品相违法违规使用一些“保鲜”添加剂。这方面的例子不甚枚举。
二是媒体的渲染。撇开记者直接参与炮制“纸馅包子”、“牛肉膏”等假新闻不谈，不少媒体在当前食品问题的报道方面也是不科学、不理性的。农业大学学者郝睿在《环球时报》撰文称，“舆论在加剧食品恐慌”，指出在各种耸人听闻的新闻与数字背后，新闻报道有诸多缺失。《新华日报》也称，有些媒体习惯用“放大镜”看问题，由此，添加剂变成了“毒”，“毒”变成了“致命”；个别企业的个案变成了行业的“潜规则”，“潜规则”变成了对所有食品的“有罪推定”。有些媒体则习惯用“有色镜”看问题，由此，只要是添加剂就肯定是有毒的，只要是化肥农药就肯定是有害的。还有些媒体习惯用“哈哈镜”看问题，由此，假冒伪劣食品被“变形”成了不食品、有毒食品，专家的科学解释也被给予“怪诞”解读。
三是对手的抹黑。着名的是2010年“安勇事件”。公安机关侦查发现，蒙牛“未来星”品牌经理安勇与北京某公关公司共同炒作打击竞争对手伊利“QQ星儿童奶”，涉及费用约28万元。安勇等人首先操纵利用非主流媒体，攻击深海鱼油产品，引起公众关注和恐慌；接下去通过网络推手，以网络为主阵地，引出深海鱼油中的EPA导致儿童性早熟，点名攻击使用深海鱼油产品的企业，将矛头直指伊利、金龙鱼、圣元、安利等企业。通过网络推手集中打击伊利QQ星儿童奶，企图将伊利QQ星儿童奶也拖入“性早熟门”。这起商业诋毁案虽然终被公安机关侦破，但有关奶粉和性早熟关系不断被拿出来炒冷饭。去年，攻击金龙鱼是“一条祸国殃民的鳄鱼”的贴文引发广泛关注，后也被公安机关查明是受雇于鲁花的某公关公司有意捏造攻击竞争对手。
四是有意的造谣。近有关“打针西瓜”的谣言在网络上传播，有人称，“打针西瓜所注射的禁用食品添加剂——甜蜜素和胭脂红！打过针的西瓜瓜瓤呈红色，汁液也很丰富，但没有一点西瓜味。所用添加剂破坏肝脏、肾脏的功能、影响儿童智力发育等毒性！”专家辟谣称，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一个月前又有网友发微博称兰州拉面使用的拉面剂含有致癌的蓬灰，这实际上是6年前已被南京市政府辟过的谣言。一些网友编造段子在玩笑的同时，也以戏谑的方式传播食品问题恐慌。如“人的一天：早上醒来，先用二甘醇超标的田七牙膏刷牙，再用发臭的蓝藻水洗脸，给儿子兑一瓶添加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自己喝杯黑作坊的豆浆，吃几个硫磺熏白了的馒头，……中午，点了几个地沟油炒的菜：一盘避孕药催大的铁板鳝鱼，一盘臭水沟捞来的麻辣龙虾，一盘农药高残留的清炒菠菜，一盘亚硝酸盐超标的卤菜拼盘，一盘饱含瘦肉精的熘肉片……”
五是职能部门的失职。这既包括政府监管的失职，也包括政府在向公众传递正确信息方面的失职。对于前者，舆论集中的反映是媒体为什么屡屡跑赢监管，本应起到监管的部门跟在媒体后面亦步亦趋？对于后者，导致的结果是食品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工程院院士陈君石称，政府没有专门的风险交流机构，也没有专门的人员和经费，而在其他国家有专门的机构从事风险交流工作。同时，我国也没有独立的民间交流平台来提供关于食品方面权威性的科学信息。现在真正的科学信息明显处于劣势，而无科学依据的误导信息大占上风，其结果是造成了消费者对食品的过度担心，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这对于解决食品问题会起负作用。
二、正确认识我国当前阶段的食品状况
撇去浮沫，可以更清楚地看清当前食品的形势，看清当前食品问题不是“今不如昔”，不是特有的，与制度无关，是发展中的阵痛。
（一）食品“今不如昔”？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不少人喜欢怀念小时候如何如何，其实那时的冰棍都是用糖精水做的，很多如今被禁用的农药那时也广泛用于果蔬生产。据陈君石院士透露，倒退十五六年前，总体食品合格率只有五六十。当时社会总体处于追求吃饱的阶段，民众健康意识还没有觉醒，以及资讯不发达，所以民众不了解当时食品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今天又出于某种目的而去美化那个时代。还有人在微博提问，“古代没有食品法，没有国家标准，没有食药监、工商、技监局……为什么哪时假冒伪劣、有毒食品反而比现在少得多，甚至闻所未闻？”对此，有网友回答到，“古代笔记小说里面讲的假冒伪劣商品多了去了”，“古代也没有今天这样规模的食品工业呀。《资本论》转引法国化学家舍伐利埃的文章指出：（在当时）糖有6种掺假方法，橄榄油有9种，奶油有10种，盐有12种，牛奶有19种，面包有20种，烧酒有23种，面粉有24种，巧克力有28种，葡萄酒有30种，咖啡有32种，等等”。
（二）食品问题是当前特有的？不少人喜欢把食品问题与当前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或曰“制度”，或曰缺乏“信仰”，导致食品问题如此之糟。其实，在台湾，据媒体报道，台湾海巡署刚刚抓获五人毒鱼集团，毒药集团先将渔网围在外海，再投入氰化钾毒鱼，初估至少有2万公斤毒鱼流入市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去年曾发布报告称，美国每年约有5000万人因进食被污染的食品而染病，因食物中毒而住院者约有12.8万人，其中3000人死亡。因此，食品问题是世界共同的问题，不是特有的，无论从政府角度还是科学的角度都看不出什么时候能彻底解决食品问题。
（三）当前我国食品问题的特殊性。存在于两个方面，从需求方面来讲，人口基数大，城乡差别大。以牛奶为例，我国人均乳品消费量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大概需要用六分之一的可耕种土地来养牛。这样突然爆发出来的需求使得很多有问题的食品都能通过某种渠道找到市场。从供给方面来讲，源头污染突出，有1亿多农户非规范化的生产农产品，50万中小企业在生产加工食品。这些是分析当前食品问题必须考虑到的基本国情。
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保障食品
频频曝光的食品事件让全社会都意识到了食品问题的严重性。“易粪相食”、“互相投毒”虽然进一步夸大的问题的严重性，但也让民众认识到没有食品孤岛，共建食品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可以说，保障食品从来没有面临这样强烈的民意压力和社会共识。
（一）厂商是食品的责任主体。当前一旦爆发食品事件，舆论总把责任推向政府。恰恰相反，食品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自身腐败，市场无疑是责任主体，无论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还是滥用食品添加剂，企业都要承担主要的责任。“的食品不是靠检测出来的，也不是靠监管出来的，而是靠生产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培育规模化和规范化的农户、养殖户合作社，培育大的规范化的生产加工企业，解决食品源头的散乱问题，才是治本之策。只要这些规模化的食品生产源头不出事件，就不会出现全社会性的恐慌。
（二）政府应坚持监管、教育两手抓。当前食品领域法律基本完备，各种标准也基本符合实际，关键在于落实。《文汇报》有评论认为：各个监管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我国现行的食品监管以生产、流通、消费、初级农产品来分段，分别由质监总局、工商总局、食药监总局、农业部以及商务部等多个部门执行，由食品委员会牵头，卫生部负责综合协调。这种体制面临的困境是沟通协调与信息共享——“甲醛白菜”事件中有的“人士”居然不清楚相关规定，就是一个例证。建立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才有可能既避免多头监管和重复监管，也防止监管空白和监管漏洞。同时，监管部门与被监管的生产、销售单位之间信息不对称。食品产销企业的信息不易被监管者获得或信息获得的行政和技术成本太高，企业违法行为不易被发现或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导致了事件频发。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政府应更加注重教育，加强与公众沟通，通过组织权威专家分析讲解等方式，提供更多有关食品的科学信息，避免公众被一些错误信息所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