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一蓬衰草，几声蛐蛐儿叫，伴随他度过了那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儿冰糖葫芦就算过节，他一日那三餐，窝头咸菜么就着一口大碗儿茶。”
一首红遍了街头巷尾的《前门情思大碗茶》是许多人对京味京韵的初记忆，大碗茶早已是北京独特的文化符号。许多中外游客行至北京，都要去老舍茶馆坐坐，感受地道的京味文化。
这一独特文化符号的出现，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春雨的润泽。
天时地利人和
1979年起，党中央、果断采取支持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的方针，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北京各街道开始兴办集体生产服务事业，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服务群众，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栅栏“本地人”，北京市宣武区大栅栏街道办事处干部尹盛喜开始审视自己家周围的小店和自小生活的街道。那时的天安门周边除了有几处照相摊外，连个商业服务网点都没有。天安门广场天天游人如织，渴了累了连个喝水的地方都没有。看到这个情况，尹盛喜灵光一现：要是在这儿能摆个茶水摊，准能火！
在产生了这个想法后，尹盛喜毅然在政策支持下辞职，拉着十几个小伙子到前门箭楼的西南角摆起了茶水摊。拉了个棚子，里面用砖头支上灶，再架上口煮水的大锅。那时候，尹盛喜东拼西凑弄来了1000块钱，精打细算地买了6把茶壶，7斤茶叶和100个蓝边大花碗，再加上几张桌子和几把小板凳…… 1979年6月，“青年茶社”就这么开张了。几个小伙子在门口吆喝：“大碗茶，两分钱一碗，既解渴，又爽口……”这个景象，倒也成了大栅栏一景儿。
开张天，尹盛喜他们就卖了60.08块钱，那可是足足3000多碗！
随着尹盛喜的大碗茶开张，全北京也纷纷涌现出多家相似的茶摊。有报道称，1979年夏季，北京一些热闹的街头重新出现了很多茶摊，一些青年在那里满腔热情地卖大碗茶，供汗流浃背的过往行人去暑解渴。从早到晚，顾客络绎不绝。前去光顾的既有本地职工、外地游客，也有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宾。既解决了青年就业，又服务了国内外游客和本地群众。
创业初期，尹盛喜总是带着年轻人工作到很晚，一些人颇有微词。尹盛喜跟他们说：“我们卖大碗茶，利薄就得靠多销。要多销，除了靠的服务质量，还得靠早开门，晚关门。我们要干一番大事业，就不能怕吃苦啊。”除了讲道理，尹盛喜也身体力行——他每天都跟年轻人们同进同出，从不迟到早退。
尹盛喜这么拼，除了与他自己的性格有关，还有种“不负时代”“不负好政策”的意味——根据政策，“青年茶社”获得了三年免税的照顾。
员工看尹盛喜带头冲锋，都很佩服，就二话不说跟他一起干。周围的人都知道，青年茶社下班没点儿，直到路上没有了行人，北京站的自鸣钟敲了十一下之后，茶摊才关门。
花好但凭东风暖
几个月后，尹盛喜他们卖大碗茶攒了些钱，又招了些年轻人，在茶摊边上搭了个小棚子卖手套、围巾乃至白酒。随着业务的增加，“青年茶社”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简易遮阳棚了。单靠卖二分钱大碗茶，难以长久发展，必须向“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模式发展。于是他们广开思路，抢占市场先机，靠着“审时度势，灵活经营，薄利多销，服务周到，方便群众”的生意经，逐渐站稳了市场。经营范围涉及食品、生活用品、手工艺品、珠宝玉器等。
1984年3月16日，在尹盛喜率领下，北京大栅栏贸易公司诞生了。可尹盛喜还是对大碗茶情有独钟，于是在1987年11月21日，他干脆把公司改名叫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这回，“大碗茶”可真是今非昔比了。
70年代末80年代初，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被设为经济特区，1988年海南经济特区成立。尹盛喜果断派公司骨干到深圳和海南开设分公司。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就这样成为了个进军到海南、深圳的北京集体经济体制的企业。
在深圳这座飞速发展的现代气息浓厚的新兴城市，外商与观光客云集。尹盛喜瞅准商机，80年代初就在深圳开办了震云阁工艺品公司。这是北京家进入特区的集体企业。90年代初，老舍茶馆深圳分馆拔地而起。传统的宫灯、古朴的八仙桌、细瓷盖碗、龙嘴大铜壶以及京剧、杂技、魔术、评书、相声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果然叫好又叫座。
截至1987年，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已拥有2个分公司，14家门店，600万固定资产，年营业额5000余万元，解决了上千青年的就业问题。这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已是成绩斐然。
1989年，尹盛喜和他的同事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题词：“努力办好社会主义集体企业。”这份来自中央领导的题词更加激励了尹盛喜进一步开拓市场的决心。
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被誉为北京市城镇集体经济的一面旗帜。尹盛喜也因此成为了北京市劳动模范，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并连续两次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
尹盛喜和大碗茶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或企业的突破，更是改革开放浸润助推各行业的缩影。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大批响应国家号召、顺应国家政策的企业纷纷勇立潮头，在多种经济蓬勃发展的新市场中脱颖而出，茁壮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